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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7章 重臣位置调整(1/2)

这个张鹤鸣于万历四十二年担任陕西布政使,不久擢升贵州巡抚、右佥都御史,平定苗乱。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担任陕西布政使期间已经开始参与走私,不算太大。

擢升贵州巡抚平定叛乱时赚了不少,他的胃口变大了。

期间与贵州水西宣慰土同知安邦彦交易火器、滇马、食盐。他起初只与安邦彦交易,后来通过安邦彦勾搭上了永宁宣抚司土司奢崇明,交易量就更大力了,这件事四川的地方官员也有参与。

晋升三边总督之后,张鹤鸣管辖范围更大,走私已轻车熟路,手段比以前高明多了,三边的军政大员无不以张鹤鸣马首是瞻,获利越大名声越好。

因为三边地域广阔,军政与监督的太监又十分抱团,东厂、西厂调查人员费尽周折,终于有了一定收获。

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合称陕西三边。弘治十四年设三边总制,总督三边军务,设总制府于固原,称固原镇,也叫陕西镇。

这是因西北部沿边境分设延绥、宁夏和甘肃三边后,各镇奉命独自承担辖区内御边任务,凡遇战事,相互无协防职责,故多有败绩。为有效巩固西北边,设立“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简称三边总督,总揽其权。

三边总制节制河西巡抚、河东巡抚、陕西巡抚以及甘、凉、肃、西、宁夏、延绥、神道岭、兴安、固原的九总兵。

东厂、西厂查到一些情况,地方吏治问题很大,互相勾结和倾轧,总之亟待整顿。

细节问题只能全部抓捕之后严格审问才能弄清,因为已经烂透了。

但是跟蒙古、奢安倒卖军火等禁止商品,主要是从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1618年开始出现这一情况。

张鹤鸣走后三边军政人员已经抱团了,后续朝廷派去的三边总督及其他官员也是吏部尚书周嘉谟一手安排的,这些人无一例外参与了走私,不可能揭发张鹤鸣一伙所犯的事。

因为张鹤鸣想转移视线,故意为调查设置障碍,甚至想把曾经阻碍过他的人拉下水,多找些垫背的,因此上张鹤鸣的话有真有假。

张鹤鸣的话不用全信,而且怎么处置也不需要由他们来决定。

朱由校一定要把西北、西南的大案调查个一清二楚。西北、西南的摊丁入亩正好趁机进行了,以前朱由校一直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生怕引起大乱。

张鹤鸣被抓已经抱不住秘密了,不及时采取强制手段三边必然生变,甚至会发生叛乱或者投敌,或许勾结外敌引狼入室。

前世这个时间奢安之乱已经发生,因为朱由校打赢了与后金的战争稳定了辽东,奢崇明与安邦彦才没敢反叛,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朱由校不能给他们留下准备的时间了。

但是,恰恰是万历四十六年以来,这些官吏的升职都经过吏部之手,周嘉谟就是当时的吏部尚书。

他有失职的责任。

另外查到,周嘉谟接受贿赂,但是金额相对不大,且都是之前做的,在天启朝完全没有干过。

张居正时期的京察对于官员考察严格,不仅对贪污严查,还对政绩核实,不称职的人都有可能在京察中不合格而辞退。

京察本身是整顿吏治的关键政策。

可是张居正被清算后,京察成了党争清除异己的战场。

东林党与其他党派就开始玩弄权术,利用京察清除异己。让京察沦为党争的温床,彻底坏了吏治。

朱由校要恢复张居正时期公正严格的京察,而且除了京察,还要对各地官员展开轮查,尤其是西南、西北两地,已经有四十年没有进行轮查了。

京察需要大公无私不怕得罪人的官员去做,以前周嘉谟就是顶雷背黑锅的最佳人选。

这次巡查的对象多数都是他提拔的官员,朱由校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都察院的左光斗领衔,重新启用被辞退的阮大铖唱黑脸。

这两人全是东林党的人,左光斗比较清廉,不会损公肥私,做好了东林党的脸上也有光,东林党不会反对。

阮大铖被东林党打击丢了官,他本来就看东林党人不顺眼,这次清查对象多数是文人军职人员,还有地方行政官员。这些人多数是东林党外围成员,能把他们一网打尽才能消除阮大铖对东林党的心头之恨。报仇的机会来了,同时还能报答天启皇帝的知遇之恩,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好京察工作。

阮大铖是专门和东林党作对的人,人品极差,可以说睚眦必报,这次做好了轮查工作,有理由给他安排职务,这条专门逮老鼠的狗还是有用的。

要想把西北与西南的轮查工作做好,顺利实行摊丁入亩和改土归流,朝廷重臣必须调整。

随着吏部尚书周嘉谟有所失职,六部重臣也要调整一下了。

李汝华、黄嘉善、孙如游、叶向高的职位不动。

周嘉谟为三朝元老,地位显赫,资格很高,对于周嘉谟两次上书请求至仕本来应该给以名誉嘉奖,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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